六七名看上去都很健康的中年男子，从四周迎了上来，以我为中心围成一个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们攀谈开来。

　　他们唾沫四溅，似乎在谈论另一个星球的故事。最后，我问他们：“现在还有艾滋病人吗？”他们愣了一下，齐声回答道：“我们都是。” ———摘自杨松的艾滋病调查

　　□时报记者 宋意丽

　　 浙江传媒学院一名在校生，历时一年多、7次走进全国闻名的河南省上蔡县一艾滋病高发村。

　　期间，让他意外的是，他的新闻需要用钱“购买”，花了数万元，写出了21万字的报告文学。

　　40多个日日夜夜，经历无数次的情感震撼。但，也看到了一幕幕反常情景。

　　舅舅也曾卖血

　　杨松想去艾滋病高发区看看的想法，整整酝酿了五年。

　　父亲过早离开人世，杨松家境贫寒，舅舅担起抚养重任。

　　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参加工作。那时，他得知了一个惊人秘密：这么多年来，为让杨松及兄弟上学，舅舅曾多次卖血！

　　杨松震惊，更感到恐惧。因为，当时他的老家已经有人因卖血被确诊得了艾滋病。

　　庆幸的是，舅舅没有感染。

　　就在这个时候，杨松得知河南上蔡县，有不少农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想亲眼看看的种子从此埋下。

　　第一次进入就感觉上当了

　　杨松阅读了大量有关艾滋病的资料，去年6月暑假，他第一次走进这个艾滋病高发村。

　　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真的到了村口，眼前景象还是让他心情沉重：路边一座座新垒的坟包，有些密集，甚至成排分布，十分凄凉。村民在路上来来往往，表情漠然。

　　漫无目的地在村里瞎逛，远处，一位老妇人半跪着，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孩子怎么了？”杨松轻声问。

　　“不只是孩子，我们全家都困难啊！”老人低声说。

　　没等杨松缓过劲，老人竟独自说开了。

　　老人自称姓李，和儿子、儿媳妇一同卖血，后来3人都得了艾滋病。儿子、儿媳妇2000年相继离世，留下自己和孙子，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凄惨遭遇让杨松震惊，他掏出50元，给了小孩。

　　杨松问小孩子，是否知道自己有病，他懂事地说“知道”，并把50元轻轻地塞进了奶奶的衣兜。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那是作秀。”杨松说。

　　 因为，在那以后，他遇到了太多相同情景。

　　■怪现象

　　一有外人来，就伸手要援助

　　 有病不敢查，发病没药治，是现在不少艾滋病患者的实际困难。

　　更迫在眉睫的不是吃药，而是吃饭问题：治疗花光了他们所有的钱，由于患病，很多人已经无法劳动。

　　所以，为了延续生命，他们在走出“血浆经济”后，又进入了另一个怪圈，并且分化出了很多令人奇怪的“新兴职业”。

　　甚至，他们在经历了“艾滋风波”后，渐渐产生了一个恶习，只要一有外人来，就会伸手要援助。

　　———杨松

　　怪现象一：“新闻经纪人”

　　 “唉！你是记者吧？你是要拍还是要写啊？要做半个版的稿子还是一个版啊？”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她是一个艾滋病人，人称阿菊，30多岁的年纪。由于患病，整个人看上去消瘦、没有力气，但是，嘴巴却一刻不肯消停。

　　阿菊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新闻经纪人”，她每次都会在村口，看到有一些记者模样的人过来，就会主动搭讪。她手上有很多记者需要的“典型人物”，她给来自各地的记者、调查人联络，从中获取报酬。

　　就在杨松第二次进入该村时，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群落”：不论男女老少，每人介绍采访对象都要报酬50元以上。

　　采访的记者很多，村民们见过世面了，久而久之，“新闻经纪人”就成了当地一个比较吃香的职业。而由于女人天生会说，该职业以女人居多。

　　怪现象二：“采访发言人”

　　 有“新闻经纪人”，一定少不了“采访发言人”———他们是记者最喜欢的采访对象，对他们的采访是需要付费的。

　　杨松采访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艾滋病家庭：一家四口都染上了，母亲两年前去世，留下一个7岁的女儿和一个3岁的儿子，丈夫马深义因此受到了各地记者的关注。

　　杨松见到他时，他先是从口袋里摸出各式各样的记者名片，足足有十几张，“炫耀”一番。

　　只要有记者需要采访， 马深义总会非常配合地讲述自己的遭遇，以至于说到后来，感觉像是在背书。

　　杨松说，一旦遇到记者采访他们，他们都会主动要求记者不要用化名。他们迫切希望，名字和情况见报，这样一来，来自各地的捐款就会直接寄到他们手中。

　　但涉及隐私，很多记者往往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让他们很失望。

　　怪现象三：私自向外界募捐

　　 为挽救、延长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国家、河南省、驻马店市和上蔡县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救助，免费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药品，并进行治疗。

　　所以，杨松告诉记者，现在村庄里已经看不到几年前那种破破烂烂的景象。

　　可是有些人为了私利，竟然打着各种幌子，借口说村里要办什么艾滋孤儿基金会等等，私自向外界募捐。

　　■尾声

　　马路上的废弃针头

　　 为了采访，杨松奔走在这个令人闻之色变的村落，与艾滋病人在一起，吃他们夹的菜，喝他们酿的酒，握手、整夜促膝长谈。但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患病村民非常好客，结束采访，会热情地挽留杨松吃饭。

　　“他们让坐你就坐，他们让喝你就喝！如果推推搡搡的话，你反而容易受伤。”杨松说，在该村，惟一要留意的是：走路一定要小心。路上，总能看到一些丢弃在地面上的废弃输液针头，一不小心被扎到，情况就糟糕了！

　　今年暑假，为再次深入采访，杨松又一次进入该村。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其他8位同学。

　　为保证安全，8位同学都和他签订“承诺书”：保证绝对服从杨松指挥，避免危险。

　　他们仍需关注和帮助

　　因上大学前有过三年的媒体从业经验，杨松懂得如何深入被采访者的内心世界。

　　但为撬开一些知情人的嘴巴，杨松不得不经常用钱和礼品。接受一次采访，当地人都会索要50元钱，或小礼品。一年多来，采访费了他2.7万元钱。

　　但他一点也不后悔。

　　他觉得，这个不幸的群体，需要外界关注和帮助；有很多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富，走上健康、幸福的道路。

　　杨松告诉记者，年初，他在当地卫生所里见到一个4岁小男孩，因母婴传播，被确认感染艾滋。小男孩长得特别瘦小：眼神呆滞，讲话声音像小猫一样，每次他发出一点声音，杨松就感到心碎。

　　今年的愚人节，小男孩永远地离开人世。5月，杨松再次来到该村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第一次失眠了。

　　“2004年6月第一次进入该村，到今年8月离开那块土地，内心早已经历了无数次的震撼。”杨松又一次叹息。（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该村人物使用的都是化名）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杨松洋洋21万字、500幅图片的纪实文学初稿已完成，但由于缺乏经费，出书目的没法达到。他非常期待有人能够帮助他。你愿意帮助吗?打时报热线85055000联系我们。

　　同时，时报在此提醒各位：关心了解艾滋病知识可有各种方式不必非要到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