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乐明

　　作者：胡乐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集团科技委委员，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广州研究院副院长。

　　近来，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为组长编写的《中国3G世纪报告》发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胡鞍钢的报告切中要害，指出了目前我国产业决策中的实质性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中国应该尽快发放3G牌照，当前盛行的主张我国应该推迟发放3G牌照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所谓稳妥、理性的主张，可能会导致我国的3G决策因小失大，甚至本末倒置。事实上，在世界已经渡过西方3G泡沫危机、国际3G产业已经稳步向上发展的时候，我国的通信产业已经落后于世界产业的发展，大好的发展机遇正在逐渐丧失。下面我将从技术和产业的角度讨论中国3G牌照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中国应该尽快发放3G牌照的观点。

　　我国在3G牌照问题上常见的错误认识

　　认为我国应该推迟发放3G牌照的理由总结起来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是认为必须吸取西方3G泡沫的教训，避免中国重蹈覆辙；二是基于目前中国电话需求仍然以话音等2G业务为主的事实，认为我国并不急于发展3G，甚至不宜引入3G；第三就是主张延缓我国3G牌照的发放以等待TD-SCDMA成熟。几年来，正是这些观点充斥各类媒体，左右了舆论方向，而出于3G牌照问题的敏感性，业内许多相关者则一直保持沉默。因此，尽管几年来3G一直是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是实际上一个民主、平等、公正、严谨的讨论环境并没有形成。其实，上述主张推迟中国3G的观点，有些是简单化表面化地看待西方3G泡沫现象，没有深入分析研究中国的差异；有些是不了解技术与业务的关系和发展趋势，或者没有深层次地了解一些技术产业问题的实质；有些则完全是集团利益或者局部利益使然；总之，基本上是一些片面的、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完全经不起分析和推敲的。

　　先来讨论一下西方3G泡沫的教训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简单化表面化总结西方3G泡沫教训产生的认识误区

　　众所周知，世界电信业在2000年前后掀起了3G狂热，甚嚣尘上的炒作、失去理性的豪赌，最终使3G热变成了泡沫，导致西方电信业一蹶不振。这段3G泡沫的历史已经成为的惨痛教训。许多人在总结这个教训后就得出结论说中国应该推迟3G，否则就将同样下场。这个观点表面上完全正确，也最容易误导舆论，其实却是一个似是而非、完全错误的观点，代表了中国3G讨论中盛行的不动脑子想当然、不作深入研究分析、人云亦云的潮流。这个观点之所以会产生错误，主要是由于两点，一是只是简单化、概念化地总结西方3G泡沫的现象而没有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实质，二是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特殊的产业市场发展环境以及中国发展3G的历史背景与西方的根本差别。

　　实际上，中国发展3G的背景与西方不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近年西方发达国家移动通信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移动电话已经高度普及，话音业务已经饱和，ARPU值下降，电信业新增长点完全寄希望于数据业务的发展。因此，西方是在话音业务已经饱和的背景下发展3G的，其3G发展战略主要是针对未来的移动宽带数据业务市场。而业界大大高估了市场对移动宽带数据业务(也就是所谓的3G业务)的需求，一厢情愿地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从而导致3G泡沫。然而，中国电信市场的状况与西方完全不同。就在西方的移动通信市场发展陷于停滞之时，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发展却是高歌猛进，从2000年以来每年的用户增长都超过5000万，而且还远远没有饱和。因此，中国发展3G的背景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是有根本性的差别的，这种特殊的业务市场环境为3G提供了极好的产业发展机遇。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决定了中国可以避免重蹈欧洲3G泡沫的覆辙。

　　讨论到这里必然会提出2个质疑：首先，既然中国市场需求的主要是移动电话业务这类2G业务，为何要急于发展3G？第二，已有两个移动运营商在提供服务，为何需要发放新的(3G)牌照？

　　即使对于“2G业务”为主的市场，也可以采用3G技术

　　首先，对于第一个疑问的回答是，人们似乎往往忘记了，3G技术并非只是适宜于提供“3G业务”，3G技术同样也可以提供电话这类2G业务。“中国的市场需要的是2G业务，不需要上3G”是又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其根源就是没有搞清楚技术和业务的关系。其实讨论“3G”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是需要区分你是在谈“3G业务”还是“3G技术”的，笼统地讲“3G”往往就会混淆了不同的概念，导致大错特错。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然而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很严肃的结论就是因为这样可笑的原因而导致错误的。为什么2G业务就一定只能用2G技术来提供呢？说2G业务不能由3G技术来提供的根据是什么呢？事实上，3G技术较之GSM和窄带CDMA这些2G技术来说，采用的技术更为先进，效率更高，即使是在提供话音业务上，也比2G的系统性能更高而成本更低，而在后续发展上就更具优势了。因此，在进入2G业务的市场时，只要是新建网络，就完全应该采用3G的技术，而绝对不应该再采用2G的技术。这里当然还会有产品是否已经成熟的问题，假如品种少、价格高、质量差，市场不接受，就像欧洲前一段的情况那会怎么样？对此，即便不说CDMA2000 1x在2001年就已经成熟和成功地大规模商用化，即使对于WCDMA，最大的产品化瓶颈手机问题也在2004年得到了解决，使得其进入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这个结论也在我国2004年进行的3G外场测试中得到证实。目前，WCDMA在手机品种的多样化以及降低价格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品种迅速增加，在低端手机的开发方面，业界反应热烈，不仅是手机制造商，而且包括芯片提供商、开发商在内的产业链相关环节都积极行动起来，加入低端手机开发的行列，可以肯定，只要我国的3G市场开放，在价格上能够与GSM竞争的手机将会大量上市。既然3G已经成熟，因此即使是对于话音这种2G的业务，3G技术无论在性能上、后续发展上，甚至在成本上都较GSM等2G技术更具优势，因此，不应该再纠缠于有没有3G业务的市场，而只要是有移动通信的市场，就应该上3G技术，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提供更好的业务和服务。有了3G的网络和产品，通过积极的业务开发和市场培育，3G业务的市场也将逐步发展起来。

　　双寡头垄断的格局与3G牌照的发放

　　对于第二个疑问，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中国的电信运营竞争格局。按照欧美国家发展蜂窝移动通信的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比较合理的全国性牌照数为3-4张，欧洲和美国经过多年的竞争，整合和兼并，在移动通信领域基本都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目前却只有两个移动通信运营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形成实际上的双寡头垄断或恶性竞争。这种局面严重限制了我国通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举个例子，移动与的短讯互通，并不存在大的技术障碍，但是结果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此外，因为没有移动牌照而被迫上所谓无线市话，导致PHS在中国的大规模部署则是另一个例子。因此，为了形成我国通信产业的有效竞争局面，必须引入新的移动运营商，而根据上面的结论，新的移动运营商应该采用3G技术。

　　关于中国3G牌照的数量：“4个新网络”说法的错误

　　中国应该发放几个3G牌照？这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业界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3G网络在第一期投资约为1000亿元，假如发放4个3G牌照，就需要新建4个网络，就会在第一期即导致约4000亿元的新投资，因此，为避免过大的和重复的投资，中国只应该发放两个、最多3个3G牌照。这个说法其实又是一个缺乏深入研究、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来看中国。中国联通的CDMA网已经基本升级为CDMA 1X网，无需大规模建设宽带的EV-DO网络，至多在部分经济发达城市根据实际市场需求建设少量的EV-DO网络而已。联通CDMA网络的这种升级演进，完全基于现有的网络，而且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需要新的频率，因此也不需要在新的2.1GHz频段上建新网络，其升级演进是平滑的、带内演进的、后向兼容的，其投资也远远少于采用WCDMA时所需的投资，而且可进可退，完全根据市场战略而定，没有风险，这也正是CDMA2000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对于采用CDMA的中国联通，它实际上已经拥有了3G牌照，而反过来则可以说，中国发不发3G牌照对于其网络建设是没有根本性影响的，根本不会出现投资1000亿元建设一个新网络的情况。再看中国移动，由于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以“2G业务”或“2.5G业务”为主，“3G业务”作为引入和培养期肯定是处于辅助的地位，因此，作为已经拥有GSM网络的运营商，其3G的WCDMA网络只是对现有2G网络的一种补充而已，肯定不需要到乡村地区建3G网络提供3G业务，典型的策略是采用“孤岛”式策略，只在有“3G业务”需求的区域局部地部署WCDMA网络，而3G用户的话音业务等在3G孤岛外则由GSM网络解决，至少在前期是如此。因此从投资新建网络的观点来看，最多也就相当于半个网络。再以全新的中国电信和来说，也不会一下子在全国建设全覆盖的网络，完全可以在发达地区先建设，其他地区暂时靠漫游方式来解决。由此可见，中国即使发放4个3G牌照，也最多只会有相当于2个新网络的建设，“4个新网络”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以，从中国现实的情况及国家长远的产业发展战略考虑，我认为中国的3G牌照4个不多、3个不少。至于以中国现存的3个2G移动网络为基础进行重组而实现3个3G牌照，则可能是更优化的方案。

　　中国3G产业的发展机遇不容错过

　　中国移动通信的巨大市场已经为近几年的发展所证实。如此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增长空间代表着巨大的、而且是世界罕有的产业发展机遇，因此，在中国启动3G，根本不会遭遇西方那样的泡沫，而是必将引爆中国的3G乃至整个通信产业的大发展。

　　正当西方的通信市场陷入停顿之时，中国的这种机遇是极其难得、极为宝贵的、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只要中国通过发放3G牌照引入竞争，同时由此启动中国的3G发展，必然刺激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原有业务(2G业务)的高速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的支持下，新的移动数据业务(3G业务)也势必会得到大发展，带动应用、服务、内容、软件等产业链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迎来通信信息产业发展的新高潮。在中国的3G产业发展中，中国的电信运营业将发展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电信运营业；中国的制造商将有机会一跃成为主导，扭转长期落后的局面；中国的国家信息化建设也必将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这种地位，绝对不是只靠一二个标准而可以获得的。

　　而如果迟迟不启动3G，就将会错过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这个难得的宝贵机遇，因为机会并不是永远存在的。这种机会是一个“窗口”，再过两年，中国也可能会面临与欧洲3G泡沫时一样的局面，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特别是在目前，西方的3G发展已经渡过了泡沫的危机，技术产品的瓶颈已经突破，开始稳步启动了3G市场和产业发展，我们更不能仍旧沉溺于肤浅的认识，使我国的通信产业发展落后于世界产业的发展。

　　推迟3G将造成严重的损害

　　迟迟不启动3G，除了使中国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外，也在许多方面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目前在中国，由于市场需求仍在高速发展，导致现有的2G移动通信网络仍在大力投资建设，而由于3G牌照迟迟不发放而且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只能仍然用旧的技术来填补需求。教授主张对于3G政策的讨论必须首先弄清事实，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列举的“我国的2G网络(GSM和CDMA)不但质量在世界上领先，而且容量有很大冗余” 却恰恰不是事实。一个业内人所皆知的事实是，仅仅两个月前，2004年12月13日，爱立信与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8.05亿美元的GSM网络扩容合同，内容是 使广东移动GSM网络的总容量在2005年3月底达到5400万用户。而一年前的2003年8月21日爱立信与广东移动刚签署过价值6亿美元的扩容合同！这仅是广东省的情况而已。信产部公布的数据是，我国2004年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可见事实是现有网络仍然在大力投资建设。显然，因为3G牌照迟迟不发，我国大量的宝贵投资，在新技术的时代却被投入到落后淘汰的旧技术上，在国产产品可以担当主力的最佳时机却仍然投入到外国产品上，给新技术留的空间越来越少，给国产产品留的空间越来越少，而且错过了国产产品扭转大局的有利时机。而旧技术不久将被淘汰，国家将不得不在不恰当的时机又兴起新一轮更新换代的投资建设。如此发展下去，最终必然是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不发3G牌照对我国民族通信产业的发展也造成严重的影响。对于通信产业，机遇的存在是不由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实际上，只要抓住了机遇，不论发展哪一种3G制式，都同样能使我国民族通信产业得到迅速发展。而错过机遇，则有可能使民族通信产业遭受致命打击。我国民族通信产业错过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机遇，到了3G时代，我国的民族通信产业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在老牌巨头把持的世界通信业顽强地崛起，成为一股新生的力量，、等中国厂家的WCDMA、CDMA2000产品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CDMA450产品更是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可以肯定，只要中国启动3G网络的建设，我国厂家的产品必将获得重要的市场份额。2004年12月华为在荷兰击败国际著名的电信设备巨头，赢得Telfort公司覆盖全国的WCDMA网络的价值超过2亿欧元的合同，这是我国国产设备首次赢得西欧国家的、全国性的通信网大项目合同，并且不是以价格、而是以综合优势击败了老牌的国际通信业巨头取得胜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说明国产技术和产品已经具有国际水平的竞争力。中国的3G牌照迟迟不发，一方面使我国自己的厂家不能在中国本身3G建设的巨大市场上获益，另一方面造成国际竞争的极大困难，导致可能失去大好的发展机遇。

　　不发3G牌照也对运营商的准备工作造成严重的影响。发牌照并不等于立即推出3G服务，部署建设一个全国性的3G网络需要作极为大量的准备，加上网络建设本身就可能耗费数以年计的时间，因此，为了适时推出3G服务，必须为运营商留出足够的时间，提前发放牌照。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不仅不发牌照，而且连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技术制式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新运营商的准备工作。使新运营商必须对所有可能的技术制式(例如WCDMA、CDMA2000和TD-SCDMA)、以及一种制式内的不同版本(例如WCDMA的R99、R4、R5)都进行研究、评估、试验、测试，在此基础上制定不同的网络建设部署策略和方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信产部一再组织大规模的验证评估测试，然而作为将来网络建设和经营的承担者的各个运营商，由于其竞争地位、市场定位、业务重点、已有资源、运营战略等等的不同，不同运营商在关注的问题和验证评估的需求上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因此运营商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可以替代的。而3G准备的工作是浩繁复杂耗时耗力的，没有认真而充分的准备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准备工作所需的时间则可能导致错过宝贵的(由于迟发牌照而成为致命的)机会窗口。因此，迟迟不发牌照且长期不确定，将会严重影响运营商的准备工作，最终造成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失。

　　谁都知道，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如果那时我国的3G网络不能稳定有效的运行，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上面已经讲过，运营商的准备以及网络的建设和部署将耗费数以年计的时间，而根据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即便网络投入全面运行服务后，还至少需要一至二年时间才能实现网络的优化和稳定运行，因此，历史并没有给我们预留可以继续等待的时间。

　　综上所述，中国3G牌照的发放实在已是刻不容缓，实际上已经迟了。在所谓“稳妥、理性”的舆论导向下，我国的3G决策可能将因小失大，甚至本末倒置，使大好的发展机遇逐渐丧失。在世界渡过西方3G泡沫、国际3G产业已经稳步向上发展的时候，甚至长期落后于我国的印度也已经在电信政策的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启动了通信产业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自己坚持落后于世界产业的发展，则最终造成愧对历史、愧对国家民族的局面，也绝不是耸人听闻的。

　　关于TD-SCDMA

　　以上对中国3G牌照发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一直没有提及与此相关的TD-SCDMA。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对TD-SCDMA问题作一些简短的讨论。TD-SCDMA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并得到承认的国际标准，在能够满足我国3G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具有巨大的产业发展前景的前提下，毫无疑问应该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全力支持。假如不能完全满足这个前提，采用它可能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时，那就必须衡量一下得失，然后才能确定是否应该。当然，这种衡量必须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目前TD-SCDMA最大的问题是其产品化进程太慢。尽管2004年其产业力量得到大大增强，产品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仍然不能赶上我国3G产业发展进程的需要。即使按照TD-SCDMA产业联盟的计划，也要到2005年下半年才可能推出首批商用化的产品，手机则要到2006年第一季度才能实现商用化产品。实际上目前TD-SCDMA产品化的进程大约与WCDMA在2001年时的状况相当，至于TD-SCDMA能不能独立满足一个全国性大网络的需要，则还有待于其商用化产品出来以后才能进行测试评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无论如何，是否采用TD-SCDMA对中国的整个3G产业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标准不等同于技术，技术不等同于产业，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混淆。政府应该是技术中立的，绝不能因为一种具体技术标准的选择而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如果为了TD-SCDMA而不惜人为延缓我国的3G发展进程，从有希望领先于世界而变成有落后于世界的危险，那就将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完全是本末倒置了。讨论一个标准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也不能狭隘地只关注是否由我们提出和主导一个标准，比这个更加重要得多的是这个标准在世界上可能取得的产业地位和产业机会，和它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得失。我国自主开发的WCDMA和CDMA2000产品也同样是民族的产品，体现了我国的卓越技术和杰出的创新，它们在世界3G产业发展中的崛起和成功，将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伟大的贡献。

　　目前国内对TD-SCDMA的讨论中存在以下的倾向：对中国3G产业发展的机遇的时效性认识不足，低估了由于等待而丧失机遇的影响；没有客观评估TD-SCDMA的产业发展前景，高估了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混淆了制定标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夸大了标准的意义和作用；表面化地看待“国际标准”的概念，对其表面上的政治影响和其实际上的产业意义缺乏实在的认识；不客观地、情绪化地看待IPR(知识产权)问题和IPR费用问题。我认为，在目前关于TD-SCDMA的讨论中，应切忌在“爱国”名义下将一切问题概念化甚至政治化，以简单浮躁的情绪代替客观、冷静、民主的分析和讨论，这样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责任编辑：赵秀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