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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抬手能遮天 贵阳7村官“抱团”贪占1100万 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胡绪文近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他一起获刑的，还有他的村“两委”同事6人。他们共同犯罪，涉案金额逾千万。在胡之前的两任村支书，也均因经济问题等原因遭查处。在过去以为“穷，出不了大事儿”的中国农村，对官不大、权力不小的村官 们监督不力的问题浮出水面。 付其春正雄心勃勃地要做新庄村一段晦暗历史的终结者。 54岁，担任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街道办事处的人大工委主任，按理，付也该“知天命”了。但去年4月，他突然兼任了办事处所辖新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我现在主要精力基本都放在新庄这边了。”付说。 他坐在支书办公室一个“大班桌”后面。这间办公室，以及整个新庄村“两委”数百平方米的办公区，装修齐整、设施完备，条件之好，在西部地区村级组织中并不多见。 从付办公室的窗户向外张望，穿越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添大道宽阔平坦，道旁，座座崭新楼宇拔地而起，印证着这片昔日农村大地的疾速城市化步履。 良辰美景，很难让人联想到，付其春“入主”新庄，受命于危难之际。 不久前，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刚刚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付的前任、新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胡绪文有期徒刑15年。 法院还分别以上述几项罪名，判处新庄村原村委会出纳王祥发、原村委会副主任吴德荣、原新庄村民组组长吴成德、原村委会主任周正元、原村办土石方工程队出纳杨锦春、原村委会会计谢志源，以及原贵阳高新区新天园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张瑞强等另外7名被告人1年零6个月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 这一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的村官“抱团”腐败案，震动贵州。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共9名组成人员，倒了7个，只剩下两个！”付其春语气沉重，“一度，新庄成了有名的上访村。仅去年上半年，即到省、市反映问题10多次，干群关系紧张。” “把老付派到新庄，区里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我们想要用活生生的事实让群众看到，反腐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我们的干部依然值得信赖。”乌当区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魏朝成说。 一个村官的骄妄：“在新庄这块地盘上，我就是老大” 胡绪文在新庄的政治生涯持续到2003年3月。 “4月1日凌晨，我们在初步掌握确凿证据后，对胡采取了司法措施。”魏朝成说。 今年5月14日，在紧邻新庄村“两委”的振华广场，乌当区人民法院召开了新庄村干部腐败案的公判大会。旁听人群里，有乌当区104个村“两委”的全部支书、主任与会计、出纳。“特意把他们召拢来，目的是以这个案子作反面典型，警示干部不要重蹈覆辙。”魏朝成说。 胡绪文担任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长达10余年。探究其为何走向犯罪，所有的文字材料几乎都得出了并不新鲜的答案：“最根本的是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大权独揽，缺乏有效监督”。 新庄村“两委”办公区门前悬挂的“新庄概况”提到，“1991年至2002年，新庄村先后获得省、市、区授予的‘农村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村’等称号”。而这段“光荣史”，恰好写在胡绪文任支书、后期出现严重犯罪的时间里。 区纪委提供的一份新庄案材料，标题是《倒在“绝对权力”下的村官们》。 材料中说，在中国吏治史上，村官尽管排不上“品位”，呼不出级别，但“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手中拥有“绝对权力”。长期担任“一把手”，集村里的大权小权于一身，胡绪文滋长了骄妄情绪。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公然宣称：“在新庄这块地盘上，我就是老大，哪样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新庄百姓称他为“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 村的财权，按理应当归村委会。可是村委会主任周正元刚上任时，胡绪文以周不懂经济为由，声言要为其代管财权，过3年再交给周。3年后，周连任，胡干脆闭口不提移交的事情了。面对他的“强势”，周也不敢开口。“他说他懂经济，其实，在他治下，除了坐拿征地补偿款外，新庄那么好的条件，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竟然不到两万元。”乌当区高新街道办一名干部说。 就这样，新庄村不仅发展党员由胡一人决定，大小开支只要他“一支笔”一挥，别人必须照办。为了得到房地产开发商的“好处”，他购买村“两委”办公房时，每平方米标价1560元的楼盘，花了每平方米2400元。 一次，胡欲将200万元借出，让会计谢志源盖财务章，谢表示这样大的金额应经“两委”集体开会研究。胡立即粗暴地吼起来：“你盖不盖，不盖就早点滚回家。”谢吓得连忙将章盖上。从此，谢志源对他的“决策”不再“妄言”，以至最后沦为同案犯。 胡常常在赌博输了钱后，“灵机一动”叫王祥发或其他人将企业赞助的“村企共建文明路”等经费取出，当场私分。 2000年12月，他与王祥发、谢志源纠集人在村委会办公室聚赌，3人共输掉10多万元，后私分了村财务5万元弥补。“不讲任何原则，不要合法手续，随意为‘朋友’挪借集体资金。而另一些时候，胡看上去又很‘讲原则’。街道办曾向新庄村借款50万元，胡坚持开了‘两委’会，签了正式合同，还款期限、利息等约定得清清楚楚。”前述高新街道办干部说。“看胡绪文那个膨胀劲儿，你就知道他早晚会出事。有一回，他唱歌，一下叫了20多个小姐，小费丢了两三千元。”接受调查的某歌厅老板如此说。 有关部门从他家抄出77万元现金及某房地产开发商开具的25万元虚假发票，又从他办公室挂历卷筒里找到12万元的存折。“你说他一个村干部，没做什么生意，哪来这么多钱？”魏朝成说，“事发后，他扬言一周就能出来，好像真有什么背景。结果，案子办下来，一个打招呼的都没有。” 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过去以为“穷，出不了大事儿”的农村，经济利益诱发的犯罪多了 新庄村腐败窝案的滋生，与当地城市化进程几乎同步。 距贵阳市中心区不到10公里，新庄位居贵阳高新区的“旺地”之内。近年，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入驻，全村原有近1500亩土地，经陆续征用，目前仅余230余亩。 今年5月，由乌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显示：胡绪文、王祥发、吴德荣、吴成德、周正元等人，在企业征用新庄村土地，以及高新区修建排水排污大沟征地租地、土地复耕的过程中，长时间、多次采取虚列冒领等手段，合谋侵吞公款、套取国家财物进行私分。而张瑞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与其相互配合，共同侵吞国家财物。 与此同时，胡绪文、杨锦春、王祥发、谢志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将大量集体资金非法占为己有；胡、王二人还将集体资金私自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和非法活动。 判决书罗列的犯罪事实共38项，犯罪时间从1998年8月到2003年2月。 2000年9月，南方汇通公司征用新庄村土地，胡绪文伙同王祥发、吴德荣、吴成德等人，以吴成德的名字虚列青苗赔偿费，套取土地赔偿金2．47万余元私分。 2000年11月，胡绪文伙同王祥发、吴成德、周正元等人，以农户吴成英的名字虚列青苗赔偿费，套取1．35万余元私分。 2000年12月，胡绪文从某预制构件厂开出4万元的虚假收据，安排杨锦春在村土石方工程队做支出账，套取后私分。 同月，胡绪文与王祥发、谢志源虚拟吴成德投资建筑围墙及平基工程，从村财务套取5万元现金私分。 2001年6月，胡绪文、王祥发、吴德荣、张瑞强等人预谋，以农户周天贵名字虚列新庄村龙塘村民组集体果园青苗赔偿费，套取1．45万余元私分。 2001年9月，胡绪文、张瑞强以农户陈美伦名字，虚列赔偿费两万元私分。 2002年6月至7月，胡绪文违反村财务管理制度，擅自将集体资金70万元借给贵阳某公司谭某，用于经营活动。 2002年10月，王祥发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将贵州施格公司赔付给新庄村的土地附着物款3．96万余元占为己有。 …… 法院确认，胡绪文共贪污公款、侵占集体资金28．6万余元，挪用集体资金477万元；王祥发共贪污公款、侵占集体资金17．65万余元，挪用集体资金3．75万余元；杨锦春侵占集体资金11．35万余元；吴德荣贪污公款4．73万余元；吴成德贪污公款4．67万余元；张瑞强贪污公款4．37万余元；谢志源侵占集体资金3．5万元；周正元贪污公款1．9万元。 判决书最后判定，胡绪文等人系共同犯罪。胡对贪污犯罪及职务侵占犯罪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祥发等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的二审判决除对吴德荣、张瑞强的刑期进行了适当调整外，对一审判决的其余各项均予以维持。“新庄村村干部集体腐败作案频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在评论此案时，贵阳市纪委一位官员说，“过去，总有个认识误区，以为农村穷，出不了大事。实际上，随着一些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经济往来、财物流通规模日渐扩大，导致干部腐败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胡绪文等人无疑引发了人们对‘乡村腐败’的关注。”据乌当区纪委调查，除贪污、侵占、挪用公款外，胡绪文还先后收受他人“好处费”、“感谢费”16．65万元及价值1．2万元的背投彩电1台。 制度要建设还要有实施保障，“新庄宿命”会否因换人终结 胡绪文并不是新庄村第一个被查处的村干部。他的连续两个前任村支书，也因为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查处。 “具体问题和具体人查处了，村级监督的缺位却没有因此得到高度重视和有效改善，胡最终更‘夸张’地走进了前任的‘宿命’。”乌当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透露。 2000年农历大年初一，国务院前总理朱基到贵州考察，访问了多民族杂居的新庄村。他握住时年81岁的王祥发母亲的手询问有多大年纪，然后说：“你是大姐姐。” 总理的亲切话语让这位苗族老人激动不已。临终前，她叮嘱儿子一定不要辜负总理和政府的关怀，为乡亲们好好干事，为苗家争光。 这一次，王祥发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在《悔过书》中，他痛悔自己将来无颜见母亲于地下。“我常看党报党刊有关反腐倡廉的内容，并摘抄有关警言放在办公室玻璃板下警示自己，也警示别人。但看到主要领导比自己不如，经常捞，就认为吃亏了，感到心理不平衡，心想你捞得我也捞得。思想滑坡，渐渐滑向犯罪深渊。”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房塌来。胡绪文毁了自己，更让人痛心的是，他带坏了一个班子。”魏朝成说。 付其春承认，供职新庄，“心里有压力，毕竟，连续3任支书的前车之鉴不远”。“我们狠抓了村‘两委’班子的建设和事前自我监督。在通过公开考评吸收7名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及回乡创业青年进班子的同时，严格开支审核制度，实行村主任、支书、经办人联签责任制，规定：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开支必须经‘两委’开会研究通过，1万元以上要报街道办事处审核，10万元以上需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他说。 付其春还开源、节流并举。一方面，将村组干部原来较高的补贴水平降了下来，每年村里因此能节省开支13万元；另一方面，成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失地农民及有技术人员承接土石方、绿化、林业等工程，截至目前创纯利103万元。 公司名称，付别有深意地取为“忠正”。 此外，经过加强培训及协调，新庄已有405名失地农民在辖区企业找到工作。继将一条烂路改造成菜场、安排135人就业之后，村里投资600多万元兴建的综合大楼也开始打地基，预计短期内可增值1倍。“群众就看真格的。2003年7月，新庄村支部换届选举，48名党员有47人投了老付的票。”魏朝成说。 作为“从头收拾旧河山”的重头戏，付很满意新庄村新的“村务公开”。“‘村务公开’就怕像原来那样流于形式。”他说，“我们现在每季度公开到村民组，并推行村民‘点题公开’。各组设意见箱，同样每季度开箱一次。” 付其春带记者在“两委”办公室门前找了一圈，才找到了靠在墙角地面的一摞“村务公开”牌，上面有今年第三季度的办理实事、计划生育、就业、财务收支等情况，蒙满灰尘。“旁边一家餐厅正在装修，把牌子取了下来。”他解释。 记者想了解公开的具体内容，两名村委会工作人员没找到复印件，便热情地将牌上的原件撕下交给记者。 接下来，记者接连走访了云上、龙塘等村民组，直到第3个村民组新庄组，终于看到有“意见箱”挂在墙上。“意见箱前几天被娃娃调皮戳掉喽。叫老百姓去监督领导你说能成不？哪个晓得贴在墙上的东西真与假？”龙塘村民组一名周姓村民直言不讳，“我只相信，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胆子再大恐怕也不敢玩了。” 就在新庄村综合大楼工程启动之时，有村民打电话给魏朝成，反映付其春“将工程交给了一个老板”。 “经调查，反映不实，工程通过了严格招投标。区里随后在会上作了澄清。”魏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群众有顾虑和有不信任感很正常。换一个好的领导和班子固然重要，治本却依赖于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监督，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和负责。”乌当区另一名负责人认为，“光靠自下而上的监督远远不够，必须把上下监督结合起来。没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村务公开’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为此，乌当区在完善村务“点题公开”等群众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又将上级监督往下延伸，实行村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 对于村级财务，则以资产管理权、资金所有权、财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等“四权”不变为前提，逐渐实现“村财乡审”。各村在办事处财政所在的银行或信用社开设账户，由办事处财政监督管理、定期对收支情况进行会审。 “如果再出第二个‘胡绪文’，乌当就完了。”一位区负责人这样说。本报记者 谢念 相关新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问题学者王春光研究员说，就他所知，发生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的腐败案并不常见，但是像新庄村支部书记一样，村两委成员侵害集体和农民利益的事，在全国70多万个行政村中，却是屡见不鲜，其原因在于村民自治建设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