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记者体验边缘生存 牵手艾滋、卧底“二奶村” 涂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经历了怎样的“边缘生存体验”？是什么成就了她的传奇人生？2004年12月中旬，笔者飞抵深圳，几经周折采访了这位香港《文汇报》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
“弃妇”住进“十元店” 1998年4月1日，是改变涂俏人生轨迹的一天。江西老家的一个叔叔来深圳打工，涂俏陪着叔叔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整天，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倒是把他住的地方给找到了———每晚住宿费只有10元的旅店。听说房间里还有彩电、冰箱、热水器和简单家具，涂俏感到非常新奇。当推开“10元店”大门的刹那间，她禁不住后退一步。一套四室一厅约12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住了48个人，男女老少看上去是挤在一起，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屋里。凭着记者职业敏感，涂俏拟采写一条“深圳惊现10元店”的消息。 “其实，10元店蛮好的。大家在一起打牌，一起看电视，彼此交流心得体会，很快乐。”叔叔的感受出乎涂俏的预料。涂俏第一次产生了“隐性采访”的冲动：扮成“旅客”入住“10元店”，探究这帮隐匿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边缘群体是怎样生存的？ 涂俏中专毕业后曾在《江西新生报》当编辑，尔后南下到《深圳晚报》任“现代家庭”版编辑，整天编一些夫妻吵架劝和的文章，长久坐在有冷暖空调的舒适环境里工作，她“养娇”了，她渴望到艰苦一线采访成为一个名记者。 涂俏“卧底”10元店的采访申请得到领导批准，她非常高兴。第二天，涂俏便找来几件破烂衣服，拎着一个破烂行李包，蓬头垢面地住进了一家10元店，和5个人挤在8平方米的房间里。 “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子，被丈夫抛弃，刚来到深圳找口饭吃，请大哥大姐多多关照！”住进10元店后，涂俏以一个“农村弃妇”的身份很快和舍友打成一片。为了全面了解内幕，她请舍友们吃大排档，多方位旁敲侧击套取“情报”。 遭受了数天蚊叮虫咬后，涂俏一挥而就写成长篇纪实特稿《女记者夜宿十元店》，在《深圳晚报》头版连载4天，首次披露了“深圳最低层的人”的生存状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公安、工商等部门出动100多人联合“围剿”，对300多家“10元店”进行大规模“扫荡”。 这枚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令涂俏始料未及。被查封的10元店老板深夜给涂俏打进恐吓电话：“小心砍掉你的一只胳膊一条腿。”更有甚者，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住报社门口，狂叫着要“火烧涂俏”。 “10元店”被扫荡后，数以千计的常住“旅客们”被迫流落到公园或大街上露宿。本来想通过卧底让世人对深圳最低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引起关注，结果却帮了倒忙：让那些苦苦挣扎的“旅客”们无家可归。“我对不起你们！”涂俏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 见证“生死之吻” 涂俏的第二次眼泪，洒在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上。她至今忘不了2000年4月28日与艾滋病患者“小路”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深圳HIV抗体确认实验主任冯铁建的引荐下，她将手下意识地伸向了“小路”，大脑一片空白。握手后她飞快地跑到二楼洗手间，糟糕的是水龙头没有一滴水，她感到手上有数百个艾滋病细菌在蠕动…… 此前，涂俏采访艾滋病患者的念头酝酿了很久，艾滋病患者在生理和心理上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折磨？他们对亲情、对人生和对社会的看法会不会改变？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三年来的苦苦寻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认识卢鼎盛，涂俏兴奋得跳了起来！ 卢鼎盛出生于1965年，是广东潮阳市人，长得挺帅气。24岁那年他跟亲戚一起到泰国打工，因为他常自比为一个过客、一个路人，喜欢别人叫他“小路”。1997年5月6日他被测出感染上HIV病毒。那时他的弟弟因艾滋病去世刚刚下葬，双重打击让他三次自杀未遂。“小路”当初之所以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动机很简单，是因为穷途未路的他希望社会的捐助。 从2000年5月1日起，涂俏开始了对小路的正式采访。她将《深圳晚报》摄影记者陈远忠邀为搭档，用摄像机拍下“小路”从生到死的全过程。 涂俏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先在《深圳晚报》上发了一篇7000多字的报道投石问路，令她失望的是，百万市民为小路捐款仅250元钱。但她发现小路手捧着微薄的捐助款双眼潮湿，这个细节给了涂俏巨大的鼓舞，决定无限期地与“小路”同吃同住，陪他渐行渐远。 第一次吃饭时，涂俏便遇到尴尬：“小路”边吃边讲自己的故事，讲到兴头上，唾沫四溅，喷到涂俏的盘子里，有时唾沫还喷到她脸上。涂俏迅速站起来，赶忙跑出去洗脸。返回餐桌后，“小路”一脸的尴尬。 第一次与小路同居一室时，涂俏浑身发抖，彻夜无眠。那间屋子是个大通铺，小路睡在中间，涂俏和陈远忠分别睡在他两侧。蚊子满屋飞舞直撞脸。涂俏害怕哪一只叮过小路的蚊子飞过来袭击她，她蒙着头，那种恐惧折磨得她不寒而栗。 涂俏一边自费采访，一边将自己有限的积蓄资助“小路”看病。但这点钱对于昂贵的治疗杯水车薪。有一天，上吐下泻、咳嗽不止的小路突然对涂俏说他快不行了，他想到泰国首都曼谷去看看，那里曾是他感染艾滋病和留下创业梦想的地方。为了满足小路的愿望，涂俏决定陪同小路到泰国做最后的“生命回访”。 从泰国回来后，小路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岂料，第二天他又住进了医院，呕吐不止。白天高烧接近42度，夜晚全身发冷。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涂俏强烈震憾的事件。那晚，“小路”的女友美恋脱光衣服紧紧地抱住他，整夜地偎着，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小路”。 2000年10月19日，涂俏特地为“小路”买了两条象征吉祥的金鱼。岂料，金鱼变成了为“小路”送行。 这一天，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小路”听信一个江湖游医用烟熏的治疗方案，浓烟熏得“小路”狂躁发癫，不断从床上滚下来又被抬上床。在他失去意识前，他把嘴唇撅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小路的意思：他想吻美恋。这时奇迹出现了：美恋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吻他——那是最后一个生死之吻。当晚7时30分，小路在涂俏眼皮底下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涂俏的泪水夺眶而出，觉得自己整个人被抽空了。 “小路”死亡之后，深圳下了三天大雨。涂俏在雨中奔号哭泣：“如果我所有的采访付出能够换回你的生命，我愿撕毁采访本砸烂摄影机！”在跟踪采访“小路”的180天里，“小路”对她的称呼由“记者”变为“妹妹”，最后是“战友”，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涂俏含泪写就了第一部记录艾滋病生命全过程的纪实书《世纪之痛》。她和陈远忠将拍摄“小路”的35盒录像带无偿地赠送给全国众多电视台，完成“小路”警示世人的遗愿。 六十天暗访写《苦婚》 送走小路后，涂俏开始了她的又一次“隐性采访”：卧底“二奶”村，去探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2001年春节前夕，在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涂俏化装成一个被人抛弃的“二奶”，悄然扎进“二奶村”里。 “二奶”村戒备森严，除了村口有专业“迷彩服”站岗放哨外，村里“二奶”们对每一个陌生人都高度警惕。因为涂俏整天游手好闲，长时间没人包养，村里人怀疑她是私家侦探或“大奶”派来的间谍。涂俏很欣赏自己的表演天赋：她化名“阿敏”，穿着低胸、超短裙等暴露的衣服，在村里晃晃悠悠，寻找或等待着男人来“包”她。有时她期期艾艾，表现出急于“嫁”人的强烈愿望。很快，她的逼真表演赢得了“二奶”们的信任。很多“二奶”牵线搭桥给涂俏介绍对象。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姐今晚请你吃夜宵。”每天华灯初上，只要在路上碰见失魂落魄的“二奶”，涂俏便上前打招呼，在川菜馆或小食店里，受伤的二奶便会向她倾诉自己的遭遇。 一个叫阿春的湖北黄梅籍二奶才19岁，胖乎乎的，稚气未脱却已经有两次被人包养的经历。她13岁外出打工，16岁跑深圳，因为大字不识几个，在走投无路时被同乡女友介绍给一个60多岁的老人。后来，村里的修鞋匠又为阿春介绍了46岁的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德。阿德的老婆知道后闹得沸沸扬扬，阿春在被包养的三年里与阿德的关系时好时坏，突然有一天阿德消失了。阿春在和涂俏聊天时哭了好几次。 做“二奶”60天的卧底生活，涂俏接触了“最幸福的二奶”佳佳、“最扭曲的二奶”阿艳、“最活该的二奶”阿芳、“职业二奶”阿婷等数十人。这段经历让涂俏大开眼界：原来人们以为“二奶”只是大款和官员们的“消费品”，实际上深圳“二奶村”的男主角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普通劳动者，90％为香港货柜车司机。这些男人年龄大都在40岁至60岁之间，正处在一个夫妻感情的淡漠期。他们的妻子也大多是香港普通女人，平时只在乎丈夫往家里交多少钱，对他们的生活关心得并不多，而这些香港货柜车司机每周到深圳两三次，如果在外面住店、吃饭、桑拿，一个月要花费几千元，而用这些钱在深圳足以包养一个关心、伺候自己的“二奶”，这就是“二奶市场”上的需求方。 “明知做二奶大都没有好结局，为什么那么多的女孩趋之若鹜？”涂俏感到困惑。一名叫阿莹的“二奶”的回答解开了这个谜：“不做二奶我还能做什么呢？”阿莹说，像她这种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打工妹，在深圳任何一个地方很难找到800元以上的工作，去工厂给工头欺负、给工人欺负。逃出工厂后，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了。随便找一个香港司机“嫁”出去，每月有三五千元的“包身费”。如果哪一天被包养的男人抛弃了，她们便第二次、第三次地去“嫁”其他男人。 一种莫大的悲哀从涂俏心中涌起。卧底“二奶村”60天后，涂俏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全景式扫描二奶生存状态的纪实书《苦婚》，用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案例告诉世人：有这样一群女子孤独地生活在深圳河畔，唯一的生存资本便是青春容颜，寂寞独守寒窗，夜深人静时，她们不知道自己魂归何处。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涂俏常常不知不觉地泪湿稿纸。 由于涂俏特殊的卧底采访经历，2003年，作为9位当选者中惟一的新闻人，年近不惑的她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最精彩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