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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宇
2004年12月10日，北京市昌平法院一审判决，16岁女孩杨丽（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用化名，下同———编者注）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令人惊奇的是，此案的诱因是一个叫“笔仙”的游戏。
据记者所知，很多中学生、大学生都玩过或听说过这个游戏。
“我经常想到死，那并不可怕，死了也能当个‘笔仙’”
所谓“笔仙”，按同名恐怖小说的介绍，就是在午夜时分，两个人各自伸出一只手来，共同握住一支笔，让笔尖立于纸上，然后就可以召唤“笔仙”，向其问各种问题，笔就会动起来，通过写字或者画画，回答提问者的问题。
据该案的一个当事人王馨介绍，她和杨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2003年9月一起考入北京某中专，结识了该案中的被害人韩芳，很快成为好友。军训结束后，班上同学带来一本《笔仙》的恐怖小说，不久，3人又玩上了“笔仙”的游戏。她们向“笔仙”问考试成绩，问男朋友是谁，问今生来世。
“有一段时期，我们整个年级都疯狂玩‘笔仙’。”王馨说，“不但我们学校，其他学校也有很多人在玩。”
3个孩子中，韩芳对“笔仙”最痴迷。王馨说，这是因为韩芳想念死去的爸爸。韩芳很渴望母亲的关爱，希望母亲对她好一点，但每次努力都失败了。韩芳很绝望，甚至想到死。在昌平法院研究室工作人员邢全亮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记者看到了韩芳生前的一段日记：
“我喜欢邓丽君———死了，我喜欢翁美玲———去世了，我喜欢陈百强———病故了，我喜欢黄家驹———早折了，我喜欢张国荣———自杀了。
“死，很害怕，但我喜欢你！”
自从接触“笔仙”游戏后，韩芳常常通过它与去世的爸爸聊天。“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上有真正的笑容，开心，快乐，很满足。”王馨说。
3人当中，另一个痴迷于“笔仙”的是杨丽。考试会不会及格，是她常问的问题。杨丽同样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她的爸爸患有精神病，长期住院治疗，妈妈没有正式工作，以卖服装、小商品为生。妈妈对杨丽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格，杨丽曾说过，自己常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两个孩子不约而同想到了自杀。她们相信另有一个“笔仙”的世界存在，那个世界远比现实的世界美好。杨丽说：“我经常想到死，那并不可怕，死了也能当个‘笔仙’。”
2004年5月15日下午，悲剧发生了。俩人来到王馨家中，杨丽将韩芳杀死后，拉上王馨逃出家中。之后二人多次自杀，但未成功。3天后，公安机关逮捕了两人。
“我在人前总装着没事一样，但我的心一直在痛”
昌平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李海英第一次讯问杨丽时，杨丽出奇地平静，只机械地重复着：“是她让我这样的，是她告诉我的。”
在随后一个月的审讯中，李海英不断诱发杨丽心灵最为脆弱的一面，杨丽开始询问被害人家里的情况，为牵连王馨不安、自责。她也小心打听妈妈的情绪，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以后什么也不想了。我要好好学习，出来以后我要考大学。就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和我妈卖服装。”
开庭那天，杨丽在做最后陈诉时泣不成声：“我错了，我不该相信迷信，在同学要自杀时，我应该劝阻她。我这不是在帮助她，而是在害她。”
在此事中，王馨的手腕上也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刀疤，夜晚伤疤引起的抽筋常常使她不能入睡。“有人对我说，要我把这件事慢慢忘了，可这伤口是永远存在的。如今我在人前总装着没事儿一样，但我的心一直在痛。”王馨说，自己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我妈老了好多，精神病似的。姥姥也瘦了好多，眼睛快哭瞎了。这事以后，我妈觉得自己对我的照顾特别少，当我因伤口抽筋难受时，妈妈总在一边掉泪，有时还抽自己的嘴巴。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妈妈。”
如今，王馨已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努力让自己的成绩再次好起来，但注意力很难集中。
谈到“笔仙”，王馨说，当时自己并不信，只不过是玩玩，觉得挺好奇，挺神秘，也挺害怕的。“但我现在觉得，杨丽出了这事，我也是有责任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自责。”
王馨现在也给监狱里的杨丽写信，“我曾经恨过她，怨过她，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一直没有把杨丽当作坏人。”
王馨告诉记者：“我想说，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在这事发生以后，如果还有人再走这样的路，真是太不值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表明：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对于此案，‘笔仙’游戏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社会、学校、家庭都有责任。”李海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李海英介绍，这3个孩子都属于典型的“两面人”。她们和母亲相依为命，平时大大咧咧的，活泼开朗。但她们自己有什么痛苦也不跟母亲说，甚至还想替母亲分一些忧。
“孩子的压力总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若一直压抑着，她们必然会寻找其他途径发泄。”李海英说，“16岁的杨丽现在被确认为有精神障碍，这可能有遗传因素，但更可能是因为她缺乏发泄的渠道，长期处于压力之中，又一直扮演一个‘两面人’，她们的家人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来关心孩子。”
在李海英看来，3个孩子所在的学校目前也存在很大的隐患。
近年来，这所中专招生门槛越来越低，成绩不好的、家里经济困难的、平时不想读书但遵父母之命而来读书的学生，就只好进入这类学校。据李海英介绍，在这所学校的某些班级中，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案发以后，检察院曾给该校发过一封检察建议，该校在长达8页的回复中，着重谈了加强法制教育、舒缓学生压力和让学生有发泄渠道的设想。但在李海英看来，前景依然不乐观：“学校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在玩‘笔仙’，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可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们也力不从心。”
该校张副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改正，但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我们很需要家长的支持、社会各界的配合。‘笔仙’不但有游戏，还有书，正规出版社出，正规地方卖，学校能有什么办法？”
据悉，诸如《笔仙》、《子夜惊魂》、《校园怪谈》、《太平间里的磨牙声》、《蓬莲诡话》、《邪灵》（以上均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一系列现代迷信恐怖小说目前已在市面上流传，在一些学校周围的超市都可以买到。而在网络上，随意搜索，便可找到此类网站和信息。
李海英说，回想杨丽杀人的过程，手掐、棒打、刀刺、绳勒，并在死者面前三磕头，以表情义，如此冷静而又有条不紊，几乎完全是对影视中的凶杀场景的摹仿。“青少年成长的文化氛围真要更‘干净’一点才好。”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上未成年人轻生、犯罪的案件，都表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孙云晓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是以升学为惟一目标，把人教得像机器。而青春期正是孩子们开始追问人生意义的时期，却很少有人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学习压力大，还有各种生活困扰，孩子们自然会产生无助感，会有幻想，而游戏恰恰是他们摆脱痛苦、摆脱压力的一种方式。
在孙云晓看来，所谓“笔仙”不过是一种现代占卜，而人都有占卜的心理。比如大人有时扔个硬币来决定做不做某件事情。对正常心理的人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但对心理出了问题的人而言，游戏可能就是一种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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