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廖卫华）

　　为切实解决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拟建立“执行黑名单”，把“老赖”们的名字、拖欠金额等内容编入网络系统，向全社会公布。同时，最高法将与工商、房地产、银行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一旦进入“黑名单”的老赖，将在购房、购车、注册公司、融资等方面遇到诚信危机。

　　筹建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并向公众开放

　　昨天，最高法副院长黄松有在“建立执行威慑机制，构筑社会信用体系”座谈会上透露，最高法正在建立“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利用人民法院网这一平台，把全国各级法院的每一件执行案件，从立案到终结的每一个步骤、程序、措施第一时间录入到系统数据库中，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黄松有表示，该系统将与银行诚信系统链接，并借助与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建立的联动机制，最终形成一种执行威慑机制。只要被执行人进入这个系统，就说明其资信出现严重问题。在没有履行法律义务之前，其向金融机构融资将遇到极大困难，注册新公司、购买车辆、购地置产、承揽工程、经营贸易、出境等也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会严重影响被执行人及其高管人员的个人消费。

　　最高法已制定出详细的工作方案，有关软件正在设计

　　“资信不好的赖账者要想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重树自己的形象，只有尽快自动履行义务才是惟一的出路。”黄松有说。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全面压缩赖账者的生产、经营和消费空间，使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个系统的建立，也有利于社会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有效监督，防止消极执行。”黄松有说。

　　据介绍，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最高法院已经制定出详细的工作方案，并与中国人民银行、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有关软件也正在设计。　　

　　■专家访谈

　　“公布‘黑名单’不存在侵犯个人隐私”

　　北大法学院教授潘剑锋认为，“黑名单”涉及弱势群体时应谨慎

　　推出执行黑名单，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即将出台的一项新举措。昨晚，我国民诉法权威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潘剑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该举措有四方面意义。

　　新京报：请您评价一下最高法即将推出的这项新举措？

　　潘剑锋：第一，有利于解决各级法院目前存在的执行难。

　　第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欠账不还，拒绝执行，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三，对于诚信差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从而在经济贸易交往中，减少风险。

　　第四，保障公民知情权，也是对执行法官的一项监督和制约。

　　新京报：这样的机制推出有无法律依据，黑名单会不会侵犯相关人员名誉权？

　　潘剑锋：从现行法律看，最高法院推出的这样一项举措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我国法律规定是只要不违法就可以做，高法的举措应当是合法的。对于被公布的黑名单人员，这里不涉及侵权，因为高法公布的内容是司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具体案件，不涉及个人隐私内容。

　　新京报：您认为高法这项新举措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潘剑锋：高法推出这样一项举措时应注意两点。第一，应当提前告知被申请执行人，尤其是即将被公布的黑名单上的人员，各级法院应当提前告知他们。一方面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法院的一项告知义务。

　　另外，在刊登黑名单时最好区别案件，分类进行。对于一些不涉及诚信问题的赖账行为，比如有的弱势群体确实没钱还，这些情况是否通过刊登黑名单的方式来警示和威慑需要谨慎处理。

　　本报记者廖卫华

　　期待从“执行黑名单”迈向信用档案
 
　　最高人民法院拟设立“执行黑名单”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当事人履行法院判决自觉性差、法院强制执行工作量日渐加大之下的产物。据介绍，1993年，法院判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约占30%；1998年，猛增至42%；2003年，又涨至52%.法院执行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而在这种现状的背后，则反映了社会诚信度的普遍降低。面对这种现状，最高法院希望设立这么一个“执行黑名单”系统，并希望通过这个系统与银行征信系统的链接，并借助与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等部门建立的联动机制，最终形成一种执行威慑机制，使被执行人为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付出沉重代价。

　　从此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建立“行贿人资料库”到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执行黑名单”，反映了有关方面在打造诚信人格，重建诚信社会的一种探索和努力。这些探索和努力从实践方面来看，是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来约束和惩罚不诚信行为，引导人们诚实守信、遵守诺言。

　　但从过去相继出台的各种“黑名单”来看，仍然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一是各地各行业涉及信用方面的“黑名单”太多，常常各行其是，互不联通，不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提高社会效率；二是被列入各种“黑名单”的人多是由设立“黑名单”的部门自己来决定，缺乏中立的听证程序和不服记入“黑名单”后的申诉程序；三是有些“黑名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是一些部门自己在对其相对人设立义务，因而尽管有时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常常因程序或实体上的瑕疵及法律依据不足，让人质疑。

　　一些国家的信用档案经验对于今天我们重建诚信颇具价值，值得借鉴。西方有的国家的信用制度已有150年的历史，较为成熟，信用档案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身份证”，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而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因此，根据过去已经多次出现的“黑名单”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种公民和企业的“信用档案”，对公民和企业的纳税状况、守法状况、财务管理状况等进行严格登记，准确地界定各种不诚信的表现，及对有这种行为的人今后在各种场合将会受到的限制（如严禁有不诚信记录者担任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管理人员等）。这种“信用档案”必须有专门的部门管理，要求将某种行为作为不诚信的表现列入“信用档案”的部门要事先提出申请，而相对人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和进行申诉的权利。

　　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档案”，还需要有一个完备的配套机制，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比如“执行黑名单”要想发挥其应有的约束力，要使名单上的人在贷款、消费、注册新公司、购买车辆、购地置产、承揽工程、经营贸易、出境上受到限制，取得成效，必须要得到银行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的支持、配合和法律上的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拟设立“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也算是目前我们见到的覆盖面最大、最有权威的初级信用档案系统，它已经大大突破了过去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局限，向全国性迈进了一大步。它的建立以及从中积累的经验，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信用档案”，将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涛（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